白色恐怖见胆略 ——陈曾固的故事之二

　　安顺县立中学毕业，陈曾固真的要远走高飞了。“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1926年初夏，陈曾固约起几个同乡，要去北平考大学。民国时期，大学不是全国统考统招，而是各校自主招生，也是自己出题。陈曾固等几个安顺老乡，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说，要考大学就去北平，那里有北大、清华、燕京、朝阳等名牌大学，名教授云集，到那里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而且，北平又是革命运动发祥地，仁人志士多，还能接受革命思想洗礼。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但陈曾固离开家乡，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待他1949年底返回贵州，担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已将近24年了。

　　安顺到北平，相隔几千公里，遥远得很。那时整个贵州很落后，交通更不用说了，别说飞机、火车，连公路都没有。贵州省第一条公路是1926年8月，贵阳修通的20华里简易环城公路，第一辆汽车是一年后周西城从广西抬进贵阳的雪佛莱轿车。安顺有车通行是1928年修通的贵阳至黄果树公路。以前，贵州人要出贵州，要么走狭窄崎岖的古驿道，要么坐船走水路。志存高远的这几个年轻人兴致勃勃，风风火火，说走就走。他们全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丈量着这曲折难行的古驿道，好漫长蜿蜒的千里路程，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重庆。

　　这千里徒步，荒山旷野，跋山涉水，几多艰难困苦，但少年壮志不言愁，陈曾固几个是特别充实的。这一个多月时间，看到了从来没有看到的山川景色，高山峡谷、清溪河流，尽情眺望;领略了从来没有领略的风土人情，苗家唢呐、布依情歌，飘入耳畔。但是，他们没有诗情画意，有的是心事沉沉，看到更多、听到更多的，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人，是挣扎在贫困和死亡线上的呻吟。祖国的美丽河山，与穷苦百姓水深火热的景状，是多么的不一致不协调，那景那情，可谓“山川满目泪沾衣”。这几个立意“读书报国”的青年，十分难过，十分感慨，一路上探讨:祖国为什么这样深难灾重，老百姓为什么这样贫穷？陈曾固向几个同学说，革命志士秋瑾说得好，“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眼泪救不了国也救不了民，只有大家群策群力，国家才有希望。我到北平，除了考大学，还要寻求革命真理！

　　到了重庆，原计划乘船到武汉，从武汉坐火车沿平汉线到北平。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平汉线一带打仗，火车开不了，只能从重庆乘船到南京，从南京乘火车，走津浦线到天津转至北平。

　　几经辗转，只有陈曾固和另一个同学到北平，他们四处打听，找到贵州会馆住下，这里都是乡亲乡音，食宿也很方便。第一次到北平，六朝古都、文化名城，数不清的风景名胜，多令人向往，令人眼馋啊！但陈曾固两人心里清楚，来北平是为了投考大学，岂敢耽误，岂有心思去游览风景？那一个多月，他俩除了吃饭和上厕所，所有时间，不管白天晚上，几乎足不出户，只是一个劲埋头在书本中。在贵州会馆的一些同乡看来，这两个小老乡简直读书读疯了！功夫不负苦心人，大学发榜时，这两个安顺青年都榜上有名，陈曾固以优异成绩被朝阳大学录取。

　　朝阳大学创办于1912年，是一所以政治、法律、经济等系为主的著名法科大学。她虽是私立大学，但民国时期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是中国法学摇篮之一。

　　考取大学，而且是著名大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对于许多人，特别对于遥远贵州山区的人来说，真是不容易，大喜过望，令人惊羡。要知道那个时候，许许多多的青少年，能读个中学就了不起了，上大学那是一般人不敢想也不可能之事。冰心有首诗，可以对陈曾固圆“大学梦”作最好的诠释:“成功的花，人们只惊艳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当年，陈曾固在安顺县立中学读书时，学习用功成绩好，闻名全校。他除了在学校认真听课，回到家里，也是珍惜时光，废寝忘食读书学习，即使是晚上，或在煤油灯下，或在月光下，都有他埋头读书的影子。陈曾固用事实证明，只要勤奋努力，刻苦用功，精于思考，日积月累就会大有长进，即便边远山区的人，考上名牌大学也是完全可能的。

　　陈曾固在朝阳大学读书，中国正处于一个激烈震荡的时代。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26年，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北伐推翻军阀统治。尔后，国民党中央通过北伐出师方案，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激昂雄壮口号中拉开大幕，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历史，正在被改写。

　　北伐战争的号角，轰轰烈烈，鼓舞人心，让当时多少痛恨军阀反动统治、憧憬未来的有志青年，看到了民族和国家的希望。陈曾固正是这样，以前受到中学校长方策的影响，崇拜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现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让他热血沸腾、激情燃烧，对尚未“翻脸”的国民党，也寄予希望，一度加入了国民党左派。不久，被仇恨北伐战争、仇恨国民党左派的奉系军阀警察厅抓捕关了一个多月。

　　国民党左派是1927年以前，以廖仲凯、宋庆龄等为代表，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打倒列强，争取民族独立的组织。汪精卫后来背叛革命，国民党左派基本瓦解。后来，他们有些人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些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曾固就属于后者，1927年国共分裂，他看透了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便脱离了国民党。

　　离开了国民党，尚未找到真正的信仰，陈曾固一度处于孤独、苦闷、彷徨。此时，让他雪上加霜的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父亲们的生意垮了，家庭经济破产。二三十年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混战，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危巢之下，岂有完卵”？穷人日子不好过，商人们也是提心吊胆，朝不保夕，很多商家，禁不起风雨飘摇政治的折腾，说垮掉就垮掉，说破产就破产。生意红火了近十年的陈家弟兄，同许多商家的命运一样，走向了倒闭破产。他们没有了周转资金，生意本钱越来越少，还忍痛割爱变卖了农村田地、城里的房子和大量家俱，一下子从中等商人，没落为惨淡经营的小商贩，只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很多时候，还得向亲戚朋友借债，拮据度日。

　　父亲经济破产，家道中落，生活都成问题，根本无力再供陈曾固读大学了。好在陈曾固有知识有文化，有学历更有能力，又能吃苦，加上人缘不错，经人介绍到北平黎明中学任教。教书之余，还到《中国大辞典》编辑处当编辑，认识了一些大学者，如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黎锦熙等，与这些大学者接触，人品文品方面大受裨益。任教和编辑工作，不仅解决了自己在北平的生计问题，还能攒些钱寄给家里，为父母分忧解愁。

　　这个时期，陈曾固四处奔走，上下求索，寻求革命真理。他开始接触一些共产党人，受他们的影响，对自己的人生树立新的方向。他饱览了《新青年》《每周评论》和许多红色革命刊物，以及郭沫若、茅盾、蒋光赤等人的革命文学作品。特别重要的是，陈曾固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逐渐了解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也有了崭新的认识。至此，陈曾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信仰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三民主义信奉者”，大步向“共产主义信仰者”迈进。

　　1930年下半年，陈曾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外围团体——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社联有不少共产党员，陈曾固经常与他们在一起，讨论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参加写标语、撒传单、飞行集会等活动。陈曾固参加社联后，思想进步快，表现积极，引起中共组织的重视。1931年11月，社联党组织负责人亲自介绍，中共北平市委派专人找谈话，陈曾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实现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飞跃。几个月后，陈曾固先后担任社联党组织负责人，北方文化总同盟（北方文总）党团书记，中共北平东区区委书记。当时北方文总，有左联、社联、教联、剧联、音联、美联、语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多是些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的还是知名人士，如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国歌》作曲者、著名音乐家聂耳和著名女作家谢冰莹等。

　　陈曾固担任北方文总党团书记和北平东区区委书记期间，左翼文化团体发展很快，成员超过千人，办起进步刊物《北方文化》《文艺月报》《文学杂志》等，还开办自己的书店，向学生提供进步书籍。他们组织的演讲会、报告会、大学生集会，在北平乃至全国，造成很大的声势和影响。鲁迅先生1932年秋从上海到北平，在北大、北师大、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等作著名“北平五讲”，就是北平地下党支持，由北方文总出面组织的。

　　鲁迅在北师大讲演那天，几千人聚集在露天广场，人山人海，聆听鲁迅先生《再论第三种人》精彩讲演。之前，闻听有人要对这次讲演搞破坏，陈曾固同地下党同志制定保护方案，并亲自带人到现场，观察动静，随时保护鲁迅先生的安全。报刊上经常刊登一幅珍贵照片:鲁迅先生在北师大激动讲演，正对鲁迅先生有几个人突出背影。陈曾固生前告诉家人，两个戴礼帽中间戴鸭舌帽的，就是冒险带人到会场，暗中保护鲁迅先生的自己。

　　陈曾固到北平之前，多用陈文光等名字，在北平参加革命后，改名“曾固”，1952年才改为“陈曾固”。三十年代，文化名流聚集、知识精英荟萃的北平，许多人都知道“曾固”这个名字，有的还见过这位年仅20多岁的领导人。

　　土地革命时期，北平先后处于奉系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中共北平地下党屡遭反动派镇压和抓捕，共遭到15次大破坏，市委书记易人42次，许多共产党人遭到抓捕和屠杀。但，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一个共产党人倒下了，无数共产党人站了起来。在这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刚入党一年多的陈曾固，经受残酷斗争考验，从一个普通党员锻炼成长为地下党重要干部。1932年夏，中共北平市委撤消，由河北省委巡视员林枫直接领导。半年后，陈曾固接替林枫当省委巡视员，和另外一个巡视员一道，负责领导整个北平地下党工作。

　　中共地下党人的工作和生活非常艰苦，也非常危险，但他们无所畏惧、无怨无悔，旨在完成组织交给的特殊使命。陈曾固接替林枫工作时，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唯一的“党产”，就是一辆破旧自行车。每天，陈曾固骑着这辆自行车，穿梭在北平大街小巷、大中学校，冒着极大的风险开展工作，组织各种活动。仅有26岁的他，显示出杰出的领导和工作能力，受到上级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好评。

　　1933年夏，中共北平市委恢复，陈曾固临危受命，担任市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肩负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在那极端困难极度凶险的环境下，带领地下党的战友继续战斗，让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北平发展壮大，思想主张在北平深入人心。这一时期，受到重创的北平共产党组织、外围团体，逐渐恢复元气和生机，发展了许多党员、团员和各种外围团体的成员，力量不断壮大。中共地下党同志还深入到北平的许多地方和单位，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宣传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的顽强抵抗。陈曾固经常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跑到各个地方各个组织团体，作宣传鼓动，鼓励大家坚信共产党的伟大正确，坚持艰苦顽强的斗争，坚决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包围。

　　许多时候，一看到那辆熟悉的自行车、那个熟悉的身影，由远而近出现的时候，大家心里就感到无比踏实。

　　陈曾固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和北平市委主要领导时期，北平地下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向反动派发动了几次影响很大的反击。1933年初，陈曾固组织召开会议，他在会上分析了全国及北平当前形势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大侵华野心，步步逼进，国民党反动派却不抵抗，反而将枪口对准共产党和仁人志士。我们要搞几次有影响的斗争，反击黑暗势力，声援抗日救亡，增添斗志信心。这年4月初，地下党组织了几十个抗日团体1000余人，在新华门举行前线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并进行反日演讲，揭露国民党政府镇压反日运动的罪行。这次行动，令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只得像凶恶的疯狗一样，到处乱咬乱撕，企图镇压和剿灭北平地下党人和革命者。

　　让反动派想不到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4月下旬，陈曾固与其他地下党负责人，又策划了规模和影响更大的群众斗争——公葬李大钊活动。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另一个创始人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杀害，在反动军阀统治高压下，李大钊遗骨一直未下葬。6年后，在北平地下党的组织下，社会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出殡那天，参加人越来越多，多达上万人，队伍越走越长，长达数公里。送葬队伍在北平街头缓缓前行，时而高呼口号，时而高唱《国际歌》，散发的传单和纸钱上，许多印有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口号。这次声势浩大的公葬李大钊活动，俨然成为一场控诉反动派镇压抗日志士的游行示威活动，震惊北平城，震惊全中国，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前仆后继，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看到了光明冲破黑暗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正当陈曾固带领北平地下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最艰苦最曲折斗争的时候，敌人罪恶的魔掌也伸向了他。

（来源：安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