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若飞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2021年3月，乍暖还寒。王若飞故居陈列馆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前来瞻仰的省内外人士。

王若飞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王若飞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在他曾经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人们以各种形式深切怀念这位党和人民忠诚的儿子，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王若飞故居管理处主任王林明介绍，王若飞故居陈列馆共分八个部分，目前展览图片资料为125幅，实物资料47件，展线长330余米，以若飞精神“一切要为人民打算”为布展主线。从多角度、多侧面展现王若飞同志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经历和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展示了王若飞同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王林明介绍，解放以后，安顺人民为缅怀心中的骄子，在烈士陵园建立“王若飞烈士纪念碑”供家乡人民瞻仰。安顺城区，有以“若飞”命名的道路、公园、广场、学校，充分体现了家乡人民对烈士无限的思念。

远渡重洋 寻求真理

走进王若飞故居，书写在一块巨石上的“一切要为人民打算”八个字吸引了瞻仰者的目光。

1918年3月，王若飞到达日本东京，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在日本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初步树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若飞与部分贵州同学随黄齐生毅然回国，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同年10月，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王若飞毅然赴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他随黄齐生拜访孙中山，中山先生手书“奋斗”两字相赠，以示鞭策和鼓励。

1919年12月，王若飞到达法国，在巴黎圣厦门铁工厂做铸工。

1922年秋，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肖三5人，由胡志明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同时中共中央承认其转入中国共产党。﹙胡志明：1890——1969，又名阮爱国，1946年3月任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兼政府总理﹚。

1925年3月，王若飞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后离开苏联回国，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为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开展北方军事运动，1925年5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王若飞以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的身份到河南工作，行前到北京听取李大钊的指示，到达开封后帮助国民军二军筹办军校。10月，王若飞组建了中共豫陕区委，并出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中原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在军阀队伍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党团组织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他和肖楚女领导、创办了区委机关报《中州评论》，并发表了多篇文章，论述“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使武力与民众结合”的军事、统战理论，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吹响了冲锋号。

1925年秋天，王若飞与在郑州纱厂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工作的李培之相识，结为夫妇，9月，王若飞送赴莫斯科学习的李培之去上海。

1926年7月，王若飞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27年3月，王若飞参与领导和组织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具体负责指挥南市区的起义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共五大紧急召开会议，王若飞参加会议并负责大会的总务工作，会后任中共中央秘书厅主任。

不久，王若飞出任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农委书记）、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等职务，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被誉为中国东南一角的革命机关——江苏省委不断遭受破坏的血腥氛围中“硕果仅存”的一人。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王若飞组织领导了无锡、宜兴、泰兴、如皋等地江苏农民武装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28年6月，王若飞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会上，他对自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的工作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只有真正的大勇者，才不以名位系心，才不以明白自己的、承认自己的弱点为可耻”，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1928年7月，王若飞化名“聂莫采夫”与李培之一起进入列宁学院学习。在列宁学院，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原著，钻研理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并研究中国的工农运动，写下了不少论述农民问题的文章。

铁窗斗争 浩然正气

1931年7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委派，王若飞化名黄敬斋，以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经乌兰巴托回国，负责领导西北地区的农民土地革命和组织回民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整个西北地区建立统一的党组织。

1931年10月初，王若飞到包头开展工作，听取当地中共党组织负责人云泽（即乌兰夫）的工作汇报并传达了党的指示。在内蒙古工作期间，王若飞克服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等种种困难，先后到归绥、包头、五原等地调查了当地党组织、农民斗争协会的情况，并根据中央“发展并组织西北的革命运动，尤其以民族运动为中心”的指示，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安排部署工作，为内蒙古地区党组织和交通联络站的恢复和健全作出了杰出贡献。

1931年11月21日晚，由于叛徒出卖，王若飞在包头泰安客栈被捕。他趁敌人不注意，将带在身上的乌兰夫给他的工作报告和《告全旗蒙民书》以及他起草的一份工作报告塞进嘴里，拼命往肚里咽，力求保护组织秘密。

国民党对抓到“黄敬斋”这个“大共产党”抱有很大幻想，在得不到任何口供的情况下，竟然用假枪毙的手段企图使王若飞屈服。王若飞义正严辞嘲讽道：“你们想用死来恫吓我，让我出卖自己的同志，这套把戏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没有用处的。”然后命令道：“开枪吧！”使得国民党特务狼狈不堪。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王若飞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把敌人审判自己的法庭变成了宣讲马列主义的演讲场所，在敌人审讯他的时候，王若飞向敌人索取纸和笔，奋笔疾书，写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列出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状。敌人在王若飞的身上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于1931年12月上旬将王若飞押解到归绥，关押在归绥“第一模范监狱”。

王若飞被捕入狱后，黄齐生闻讯前往归绥营救。他利用自己在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的特殊身份找到绥远省省主席傅作义，要求释放王若飞。傅作义表示，只要王若飞答应留在绥远做事即可释放。傅作义的要求遭到了王若飞的严辞拒绝。

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也表示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刘少奇、柯庆施、薄一波受党指示营救王若飞出狱，至此，结束了他近六年的铁窗生涯。

在长达五年零七个月的牢狱生活中，王若飞身困敌牢仍然心怀天下，继续思考中国革命和抗击日寇侵略的问题，以顽强的毅力写下大量的革命宣传文章；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谈话、写信等方式动员傅作义发动民众，抗日救国，使傅作义有所触动。

在王若飞的教育感召下，傅作义抗战期间积极与八路军合作。解放后，李培之去看望傅作义，傅作义告诉她：我能够在北平接受共产党的条件，和平解放北平，跟王若飞在狱中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宝塔山下 再展宏图

1937年4月，王若飞出狱后和妻子李培之在山西太原团圆，此时，这对革命夫妻已经分别了七年之久。8月，他们经西安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他说：“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活！”

1938年11月，王若飞37岁时，他们唯一的儿子王兴出生。

回到延安后，王若飞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延安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

1941年7月，王若飞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党的建设和指导整风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40年上半年，王若飞受中央委托，调查和研究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1941年2月，参加制定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几易其稿，于1942年1月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该《决定》的颁布实施提高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共产党赢得了广大的民心。

1943年12月，王若飞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1944年5月，王若飞参与起草和修改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中，他整理写作了重要文章，对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公开在《解放日报》上作自我批评。

重庆谈判 殚精竭虑

抗战末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根据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为实现国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权利，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进行着断断续续的谈判。抗战胜利后，王若飞作为中共主要代表之一，在西安、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多轮次的谈判。

1944年初，中央决定派王若飞作林伯渠的助手同国民党方面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国共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1944年夏，中央决定改中共南方局为重庆工作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

重庆红岩村是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中共南方局机关秘密设于此地。王若飞在重庆期间在这里办公并常驻，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亦下榻于此。

1945年8月28日，王若飞同毛泽东、周恩来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1945年9月4日至10月5日，王若飞同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代表正式谈判，双方就政治会议、国民大会、省区划分、重划受降区以及缩编军队等重大问题先后共进行了12次谈判。在谈判桌上，王若飞与周恩来配合默契，立场坚定，态度坦诚，语言犀利，方法灵活，体现出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广胸怀，令国民党相形见拙，穷于应付。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王若飞同周恩来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国民党签订了《政府和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和平民主力量赢得了主动。在事关中国人民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历史性大抉择中，王若飞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若飞在重庆期间，参加各种活动，广泛接触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方法宣扬我党主张，进一步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对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风度、气质，才华和智慧，赢得了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尊重和敬佩，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赋诗赞道“慷慨王郎并世豪”。

从1944年至1946年，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王若飞不畏艰险，无数次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之间，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为建立和平、民主、团结、富强的新中国殚精竭虑。

为人民而死 虽死犹荣

1946年4月8日上午，王若飞等乘飞机离开重庆飞赴延安，因飞机失事，不幸以身殉职，终年50岁。同机的有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著名的“四·八”烈士。1946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沉痛的向全世界发布了王若飞等遇难的讣告。

噩耗传来，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1946年4月13日，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26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毛泽东等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对“四八烈士”的致哀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1946年4月15日，“四八”烈士追悼会在延安召开，三万人隆重悼祭。党中央的挽联上写着：“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痛，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

重庆成立了由周恩来等130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在4月19日的追悼会上，周恩来缅怀了王若飞光辉思想和革命实践后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了一种力量，失掉了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在《“四八”烈士》一文中，周恩来称王若飞为“人民的英雄，群众的领袖，青年的导师和坚强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6年4月19日，党和人民将王若飞等烈士安葬于延安清凉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