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 安顺日报6月30日 副刊

红军长征在西秀区境内的两天

□蒋平平 杨明道 周俊 班珍江

杨武鱼梁坝红军桥

岩腊小底西红军标语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途经西秀区境内，对西秀区地下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起了直接推动作用。红军的优良传统、革命行动、光辉形象，在西秀区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雄师疾进

一九三五年三月，中央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为了阻止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坐镇指挥,调动其嫡系部队及川、湘、滇、黔诸军阀部队和地方民团，对红军围追堵截。在战情瞬息万变中，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于三月下旬率中央红军由川南回师贵州，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红军这一战略行动，不仅使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黔北、川南的计划落空，而且危及了正在贵阳“督剿”的蒋介石自身安全。此时的蒋介石犹如惊弓之鸟，不知所措，慌乱中急令布防黔北的滇军赶来“保驾”。滇军主力全被东调，这为红军西进云南腾开了道路。中央军委部署这次行动时，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现在，蒋介石果然被红军牵着鼻子走。战机十分重要，红军必须在敌人作出新的部署之前，甩掉敌人，南下西进，跨入云南，进而北上。兵贵神速，此时，时间和速度就是胜利的保证，四月九日，中央红军主力趁敌人慌乱之际，从贵阳、龙里之间，疾速穿越湘黔公路南下，从四月十日至十二日，连克定番(惠水)、长寨(长顺)、广顺，十二日，朱德同志电令，红军分两路纵队:第一军团及中央军委纵队、干部团为左纵队，第三五军团为右纵队，向西挺进。

右纵队第三五军团兵分两路于四月十三日进入安顺县（今西秀区）。

经考查，中央红军右路纵队三军团之一部，于四月十三日拂晓,由今长顺县广顺镇的石洞出发，进入安顺县（今西秀区）境之小市梅、大市梅，沿着石浪、下窝、长田、山京下苑一线，翻过十二茅坡抵达鸡场的连石堡、小底西、三股水。当日，三军团另一部及五军团经长顺县摆纪哨、鼠场、安乐堡进入安顺县境（今西秀区）之水泥冲，然后沿鱼梁坝、杨武、石关一线抵达鸡场。

两路红军于四月十四日会合鸡场后，兵分三路先后出发：五军团所部在三军团左侧出鸡场，进入紫云县的一根笋、黄土塘、猫营、狗场入紫云城；三军团所部分两路:一路经小底西、三股水、猛沙坝，沿补陇蒋槽子过镇宁县小岩脚，到本寨一带，另一路经三股水、黄连坝、岩腊塘、海叭井、木朗坝入镇宁县龙家苑、磨石井抵达江龙。

红军经过安顺县（今西秀区）的时间为四月十三、十四两日，经过安顺县（今西秀区）东屯、杨武、双堡、鸡场、岩腊等五个乡镇、六十个寨子的地面，总行程约一百公里。红军极速行进，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不怕疲劳，连续行军，沿途还要宣传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粉碎地方反动民团的袭扰。在此期间，国民党飞机沿途低空盘旋搜索，企图轰炸、扫射，同时向尾追红军的地面部队提供红军去向。红军就在这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坚决地执行战略转移任务。四月十四日上午，由长顺县安乐堡经水泥冲到鱼梁坝的红军，为了阻击尾追的滇军，过了雨棚河后，便将河上石桥的第二孔桥板拆毁，坠入水中，并在桥旁高地上挖了掩体工事，准备阻击追兵，掩护大部队安全行进。后因滇军不敢迫近而未发生战斗。十三日，从长顺县石洞方向进入安顺县小市梅的红军三军团部队，到达双堡附近的长田时，击溃双堡反动民团的袭扰，仍保证部队以极快的速度完成向鸡场集结的任务。

红军以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发扬了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赢得了时间，战胜了敌人。

红色风暴

红军进入贵州的时候，正是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当政。贵州各路军阀，互不统属，经常为了争夺地盘，尔虞我诈，时而勾结，时而火拼，弄得贵州战祸连年，百姓怨声载道。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官吏，与地主劣绅、民团首领狼狈为奸，高租重债，苛捐杂税，巧取豪夺，盘削人民，即使穷乡僻壤，也不放过。当时安顺县第五区（双堡一带）、第四区（鸡场、杨武一带）是两个边远山区，地瘠民贫，文化落后，苦难尤甚。双堡的全慕虞、李可卿，杨武的张耀南、杨志超、鲍幼丞，鸡场的杨子和，都是一方之霸，他们抓兵派款，如狼似虎，边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长夜难明赤县天”。穷苦人民日日夜夜盼望这世道能够改变。

正在这一年，红军进入贵州的消息在各地传开来。官吏劣绅无不瞋怒万状，似乎感到末日来临。他们除了寄希望于蒋介石的“会剿”成功外，还加紧构筑碉堡，进行堵防。蒋介石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给贵州省的电文中饬令，“兹限四月十五日以前，各县城所在地，须筑碉九至十二座，各区公所所在地，须筑碉六座。”“凡一等县须增筑至六十座”。王家烈随即电令各县将碉堡建筑列入行政范围。当时的安顺县县长急令各区赶筑碉堡。于是差役派款，开山伐木，拆庙毁房，在短时间内全县构筑了碉堡七十五座。双堡的全慕虞（第五区区长）、杨武的鲍幼丞（第四区区长）等一面强令民众修筑碉堡，一面组织乡丁民团，日夜巡逻，加强戒备，企图顽抗，还利用各种文书告示，进行反动宣传，污蔑红军，制造恐怖。然而红色风暴的席卷却是不可抗拒的，红军渡乌江、围贵阳等传闻，日胜一日。这些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吏劣绅老爷们，这时都惶惶不可终日，时时准备携资逃走。

四月十三日，即农历三月十一日(已未)，当天，杨武正逢赶场。伪四区原区长杨志超事先派往广顺方向探听消息的家丁班少成，一早就骑着快马匆匆回来报信:红军过安乐堡，已进水泥冲!这时，杨武山上哨所插的报信旗也倒下来了，场上顿时混乱。杨志超在仓促中委派当时担任杨武保长的内弟周家坤，帮助杨的父亲杨云臣，临时组织场坝上一批老人到场边迎接红军，杨志超本人则带着爱子杨诗书，由几个家丁跟从，骑马到杉木后窑罗少清家躲避去了。周家坤把人组织起来交给杨云臣后，也匆匆逃离杨武，其他乡绅也早就闻风逃遁。

上午十时左右，杨云臣等人把红军迎进杨武场坝。红军经过打听了解后，当即把杨云臣（前任第四区区长杨志超之父亲）、左昆培(第四区区分部委员)、鲍余氏(第四区区长鲍幼丞之妻)等三人带走。

同日上午，红三军团大部从广顺县的新场、洞上进入安顺县的小市梅，并经山京下苑过十二茅坡往鸡场去。这时，杨武大寨地主周利川正从安顺返回杨武，在十二茅坡附近碰上红军，因他身骑大马，士绅打扮，有脚夫跟从，也被红军抓住带走。

双堡民团首领李可卿，在红军到达离双堡不远的长田时，蚍蜉撼树，竟令团丁向红军开枪。红军在长田用机枪稍作“回敬”，民团即四散溃逃。这些反动地方武装，平时逞强霸道，胡作非为，但在红军面前，却不堪一击。

红军在杨武一带宿营后，即开展没收地主财产的活动。把杨武场坝杨志超、洞口张耀南、大寨周利川等土豪家的衣物、粮食都搜了出来，分给穷苦群众。鱼冲坝农民向国顺来杨武赶场，赶上红军分发财物，他分得一床被子；场上残疾人黄伯安得到一件棉衣；大寨胡顺安分得了衣服、铜元、大烟等。

在打富济贫、除暴安良、席卷反动势力的红色风暴中，红军还十分注意执行党的区别对待政策。鸡场的反动保长杨子和，因有区长鲍幼丞、副区长张耀南等官吏撑腰，他横征暴敛，滥杀无辜，恶贯满盈，乡民无不切齿痛恨，杨子和风闻红军将来，顿感不妙，准备逃走。红军到鸡场时，他正躲在家里清点搜刮来的大洋、小洋，这时红军破门而入，犹如神兵天降，平时凶神恶煞的保长，此时被吓得目瞪口呆，成了瓮中之鳖。红军将杨子和押到小底西，征询群众意见后，第二天押回鸡场，当着赶集的群众在场坝上公开处决。横行鸡场多年，罪大恶极的杨子和毙命了，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纷纷传扬赞颂红军。

对于罪恶不大的地主和上层人士，红军则采取教育争取的方式。杨武杨志超的父亲杨云臣被带到镇宁县江龙后，受到教育放回，这对杨志超家后来在政治上转变得比较开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寨地主、旧文人周利川被带到江龙后教育放了回来，周回来后收留了两个因病掉队的红军，一个叫陈凤勤(后来病故了)，另一个叫云玉华(后来到林哨乡老鸦石招亲，一九六O年病故)，而没有加以杀害或送官查究。对参加尾追红军的滇军士兵，红军也注意宣传教育和争取。红军沿途除写了不少宣传革命道理的标语、口号外，还写了许多教育敌军士兵的有针对性的标语。孙渡部尾追红军的滇军二旅士兵黄少斌，在广顺一带看到红军留下的标语“红军不打白军士兵兄弟”，受到教育，尾追红军过杨武时，见到因穷困寄居在杨武堂兄处的老父亲，父子抱头痛哭，后来，黄少斌随军到镇宁县募役即逃离滇军，回到杨武。

传播真理

“长征是宣传队”。红军进入西秀区境内，所经之处，都大力宣传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传播革命的真理。红军在西秀区许多地方写过不少标语口号，现在群众还能回忆得起的有：

“打倒土豪劣绅”

“取消一切捐款”

“反对压迫民众修碉楼”

“红军到，干人笑!白军到，干人叫!白军不到红军到，白军士兵拖枪炮; 拖到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

“红军不拉夫”

“红军绝对保护苗民”

“打倒蒋介石，人人有饭吃;打倒中央军，人人穿新衣!”

“官逼民反，天天要款;不得办法，变成共产!”

“上打贪官污吏，下打土豪劣绅!”

“共产到，穷人笑;当事人，光套套;扛枪人，逮到要把脚筋撬!”

在杨武，人们还见过署有“代主任李富春”名字的布告。

上面这些标语和布告，由于年代久远，日晒雨淋，或因村寨失火，都荡然无存了，唯有红军路过岩腊小底西时，写在岩石上的一条标语，至今仍然保留几个醒目的大字:“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部队! ”解放前，任保长的李治华曾企图用污泥涂抹，但反动的污秽，终究遮盖不住革命的光辉，原先的字迹又显现出来了。

红军在长征途中，还以自己铁的纪律作了无声的宣传，给安顺县（现西秀区）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军路过山京下苑，在村里做饭吃，吴开富的祖母拿出霉豆腐招待红军，红军即付给铜元作为报酬。红军过鸡场，在农民王兴贵家做饭吃，王家的人不在，红军用了他家的米，留下许多谷子偿还。红军路过小底西，拔了罗二公家地里的大蒜，把铜元放在蒜地里。红军在杨武大寨，用了孙逸民家拆除的旧房架当柴烧，付给了孙家八十块小洋。红军住在杨武场上段凤奎家，段家的人躲出去了，红军杀了段家一头猪，红军走后，段凤奎家回来，发现堂屋里堆了三石多谷子，还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大意是:没经过同意杀了你家一头猪，很对不起，用这些谷子赔偿。红军住在连石堡花寨，半夜不慎失火，烧毁四家人住在一起的其中两间民房，第二天红军查出了队伍中的肇事者，即在连石堡当众处决，并用大洋、首饰、大烟赔偿了群众的损失。红军从小寨下苑往石关行进时，尖山旁一块大麦地挡住了红军的近路，红军为了保护农民的庄稼，宁肯绕了一段路走过去。这类事迹，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处处都有。

与此相反，尾追的滇军来了，每到一地，翻箱倒柜，敲诈勒索，扰得百姓鸡犬不宁。来到石关的滇军，一面用水去擦洗红军写的标语，一面在村里捉鸡逮鸭，吓唬百姓。尖山脚旁的大麦地，滇军部队追击红军时，人踩马踏地从麦地上过，青悠悠的麦子瞬间一片狼籍，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尾追而来住在杨武大寨孙逸民家的滇军，硬是要他杀猪来犒劳，后来孙逸民只好将家里的两挂腊肉招待了才算了事。住在鸡场的滇军，不顾百姓的疾苦，宰杀了群众惜之如命的两头耕牛。

正因为红军与滇军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民众对红军的赞誉一直流传至今。

鱼水情深

红军进入安顺县境以前，敌人企图用造谣污蔑的手段离间红军和劳苦群众的血肉关系。时任安顺县县长的张纲举在民国二十四年元月二十九日转发了省主席王家烈发布的布告，在城乡四处张贴，布告除了恶毒污蔑谩骂红军以外，还大肆吹嘘参加“围剿”的国民党中央军和邻省军间部队，说他们是“义举”，要求各机关公务人员、民众团体，“均应努力欢迎，表示亲善”，并对“输送夫役及筹备粮秣等事，均遵照迭次命令”，承担各项义务。由于统治阶级进行了种种反动宣传，因而红军刚到一个地方，当地的许多群众暂时受到蒙骗，逃出躲避，没有逃走的，也是提心吊胆。但是经过短短的接触，目睹红军每到一地，打富济贫，除霸扶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损坏东西照价赔偿，宿营撤离后，把向老百姓借的东西一一归还，给老百姓挑满了水缸等爱护群众的具体行动，看清了红军是官府、劣绅的死对头，是穷人的救星，认识到“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部队”，因而人民群众深深地爱上了红军，从内心到行动，感激红军，支援红军，保护红军。

在双堡长田村，苗族王进安的母亲见到红军真诚爱护苗民，就拿出清明粑粑来请红军吃。在鸡场，红军用大烟和群众兑换草鞋。农民王炳奎感到红军亲热可敬，就为红军带路到镇宁县的小岩脚，回来时红军送给他几件衣服。杨武场上有个住在碉楼下的“干人”（穷苦人），外号“叫叫老王”，见红军打富济贫的革命行动，就主动为红军带路往鸡场，中途遭到保丁袭击，不幸中弹牺牲。群众为红军带路的事例，在红军经过安顺县的许多村寨均有发现。

红军从广顺县进入安顺县的水泥冲时，病故的青年农民刘金生的母亲烧了两大桶茶放在路边给红军解渴。后来，有一个名叫陈伦辉的小红军战士，因病跟不上队伍，刘金生一家就收留了这个小红军，为他治好病。在一起生活中，陈伦辉和刘家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陈伦辉与刘金生的弟弟刘兴文结为兄弟，一起劳动，共度患难岁月。三年后，刘兴文也不幸病故，陈伦辉只好含泪离开刘家，出外谋生。后来，陈伦辉到广顺跟随一位叫杨公的老木匠学手艺，后因广顺县到处搜查流落的红军，不得已杨公只好带着陈伦辉到安顺县的小市梅投亲，长期居住了下来。解放后，陈伦辉担任了市梅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时时不忘刘金生家，刘金生的妻子病故，陈伦辉亲自前往吊唁。陈伦辉任村队干部多年，克勤克俭，任劳任怨，致力于家乡建设，一九七九年因患鼻癌病逝。

在同一地点水泥冲，农民穆刘氏的小叔子穆迎春为红军带路往杨武，途中有一位红军战士叫王明光，因拉疟疾不能继续行军。红军领导就把这个战土交待给穆迎春，请他家代为收留治病。穆迎春带回王明光后，穆刘氏一家即悉心为之治病，两月有余。病势不断反复，最后夺走了这位红军战士年轻的生命。穆刘氏一家十分悲痛，克服各种困难，做了一付棺木，将红军战士小王葬在自家的坟地上，每逢清明时，都要香烛纸火，吊祭红军。

吊祭忠魂

英勇的红军战士，为了革命的胜利，在与凶残的敌人作斗争中，又遭受饥饿、疲劳、寒冷、疾病的折磨，有不少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在安顺县的一百公里途程中，就有四位红军战士光荣牺牲，其中两位的姓名和牺牲经过已不可考;一位在水泥冲病故;还有一位，直到一九五八年，经过曲折的侦破和考证，才弄清了牺牲的详细经过和姓名。

一九三五年四月中旬，红军经过杨武乡老凹坡后几天，有两个生病的红军掉队了，藏在拿孔后山上，一个病轻，一个病较重。当病轻的一个红军下山到河沟来喝水的时候，被外出躲避红军的保长吕启明和两名保丁，在返回家的途中发现了。与此同时，山上那位藏在乱草里病重的红军也被当地放牛的农民谢绍奎和王元巴发现，两个放牛的农民产生了同情心，想要救助这个红军，二人赶牛回家后商量煮点稀饭给红军送去。但当他们送稀饭去时，已不见红军踪影了。过了几天，他们才得知，原来两个红军被当地保长吕启明及其保丁罗海山、罗仲伯谋害了。谢绍奎深深地记着这件事。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这时已是共产党员的谢绍奎，担任了周家苑村支书，他发现吕启明混进了梅旗铁厂当了司务长（伙食会计），便向上级检举了吕启明的罪行。经过安顺县肃反办公室和县公安局的调查，提审了吕启明和两个保丁，罪犯都供认不讳。原来，当年他们用哄骗的办法把病轻的一个红军送交杨武联保主任张伯勋，张派人杀害在杨武死人冲。病重的那个红军，被吕启明等剥去了衣服，捆绑后推倒入长冲关十多米深的朝天洞中。真相终于大白了，专案组便将凶手押至朝天洞现场，用绳子把凶手之一的罗海山吊下洞去，烈士的遗骨终于取出，葬在杨武天乙山下。凶手被依法处理。但当时尚不知道烈士的姓名，几经周折，才从传抄在杨武地方、由大寨旧文人周利川(即前述被红军带至镇宁江龙教育后放回的地主)所编的小唱本《鬼神报》中查了出来：烈士名叫“刘少山”。一九七六年三月，刘少山烈士的坟墓从杨武迁葬于安顺市烈士陵园中烈士墓群的正中央。

红军指挥机关驻地——杨武大寨孙家大院

杨武大寨孙家大院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中央右路红军大部队到达杨武场坝时，有一个看似红军领导模样的人走上前去，亲切地问村民段嘉谟，你们场上附近有无高山，能看得远一点的地方。段嘉谟告诉他，只有苗苑头（今后街）的天乙山能看到远处。这名红军领导听了后，便带上七八个战士到天乙山去察看杨武的地形，后来就把红军指挥机关驻地设在杨武大寨孙逸民家的大院。

孙家大院背靠云上大坡（也叫大寨后山），依山而建。云上大坡山体陡峻，山势雄伟，悬崖峭壁，怪石纵横，是防止敌人从后面进攻大院的天然屏障。大院的位置，是杨武大寨所有房屋的最高点。站在大院门口，视野开阔，整个杨武场坝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通往大院门口的路是一条长约二十米、宽二米的巷道。巷道两边是寨子，村民房子的山墙非常坚固。外面的人要想进大院里边，须经此巷道方能进得去，似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大院大门是由两扇小门合围而成，总宽四米，高三米。大门的两边是各长十五米的石墙，在两边石墙的末端，成直角分别砌了长三十米、高三米的石墙，分别与正房东西两面的山墙连成一体，使整座房屋构成了一个天井。

进入大门，是一块比较宽敞平整的长方形大院坝，面积约三百平方米。大院内的正房由十间房屋连成一排，长约三十米，看上去相当整齐；正房左右两边各有两间厢房并排，与正房成直角连着。整个大院由正房、厢房、院坝以及院坝前面的大门构成，形成了一座宽敞、大气的标准四合院落，显示出农村富户的气派。

据房主人孙逸民回忆，红军来的那天，他去安顺领初中毕业凭照正好回到家里，因为他头发长，留的是东洋头，父亲怕惹眼，招来麻烦，于是让他赶紧剪掉。刚把头发剪完时，几个红军就突然进了他家来，一家人顿时慌乱起来，好在是红军进门后很和善，也很规矩，一家人才有些放松。红军与孙逸民的父亲亲切交谈，说明来意后，得到孙逸民父亲的许可，就把红军指挥机关驻地设在他家。孙逸民好奇，他在大院内仔细看红军的行动，他看见红军忙里忙外的，有的在院坝里安电台天线，有的爬上房子上去架S型的接收架，有的在大院内摆放机枪。另外，还在大门口处架两挺机枪，机枪旁边布置有战士站岗放哨。孙逸民看到那阵势，觉得红军有岳飞治军的气概，他很钦佩，也很羡慕。

尽管红军都很和善，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到了晚上，孙逸民的父亲让孙逸民出去躲避，心想，即使遭红军暗算，起码还可以保住儿子留个后。孙逸民按父亲的意思，便出门去找寨子的人家住。他出门时，在巷道尽头的三岔路口处，看见红军朝东西两个方向架有几挺机枪，战士们匍匐把着机枪，防备各路来犯之敌，确保红军指挥机关的安全。

指挥机关布置好后，红军就派遣一支小分队到洞口大地主张耀南家去剿穴，因张耀南提前逃跑了，红军只好把他家里的衣物、粮食搜来分给穷人。同时，指挥机关又安排红军在杨武附近的村寨写标语，开展宣传活动。

第二天，红军向鸡场开拔时，把房屋完好地归还给了孙家。红军走后不久，追剿红军的第三纵队孙渡所属第二旅安恩溥部来到了杨武。巧的是，他们也住在孙逸民家。不同的是，红军在孙家大院时没有拿孙家的任何东西，即使用了孙家的旧房架当柴禾，也是折价付给孙家八十元小洋的，而且走的时候是把屋子打扫干净才走的；而滇军的辛营长一来就要孙家杀猪款待他们，孙逸民的父亲见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只好把家里的腊肉做来招待这帮军爷才算了事。

时间如流水，转眼间已过了八十八个春秋，红军指挥机关使用过的孙家大院主体依然存在，但因房主人改建房屋，拆除了部分主体，仅有两间还保留原貌。尽管房屋主体有些改变，但前来参观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孙家大院，已被杨武乡打造为红色革命教育的纪念地，是西秀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革命遗址。

（特别鸣谢：西秀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