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安顺日报3月17日副刊

水洞街，别有一番书卷香

□文龙生

安顺城内有条弯弯曲曲的小街，这条弯弯曲曲的背街小巷，叫水洞街。名字何来？没有去查志书查资料，因为意义不大，也不想掉书袋人云我云一番。我觉得以前的人取地名，简单明白、形象贴切，大概城墙角有个出水洞，顾名思义就将这条小街称为水洞街罢了。

我家原住在安顺城北门，离城墙一二十米。懂事的时候，北门城门洞已拆，城墙两头还在，逢年过节，搭起弧形木架，上面插些彩旗什么的，迎风招展，点缀着节日气氛。城墙上是一大片旷地，杂花野草，密密麻麻，尤其春天，各种花卉争奇斗艳、竞相开放，好看极了。那里也是周围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登高望远，心旷神怡。尤其春光明媚时节，站在城墙上放风筝，蓝天白云下，各种各样的风筝随风飘拂、渐飞渐远，那情那景，那惬意那快感，难以名状，我至今还在回味，还在怀念。

北门城墙角有个出水洞，小孩子经常钻进去玩耍。远山的溪水从洞里汩汩流出，清澈明亮，一年到头从不间断。洞口下长方形的那个大池子，水清亮得让人想喝一口。溢满池子的水流入沟渠，或溪水潺潺，或销声匿迹，汇入贯城河。一到涨大水，涓涓细流变成大水激流涌出，水淹过路面，大鱼小鱼顺水而漂，附近的孩子们“浑水摸鱼”，捉得不亦乐乎。那地方也叫北水关，有人经常在洞口烧香烧纸，供奉癞龙菩萨，据说这样以治疮病。过去卫生条件差，生疮的人不少，也有人相信菩萨，故这里的香火也还不断。

我读中学时，爱走这条背街小巷，因为它很偏僻，行人稀少，任你走快走慢，任你边走边想，没什么顾忌。在安顺一中读了四年，一天四趟，来来回回，这条街巷哪高哪低，哪里坑坑洼洼，哪里有菜园，哪里是人家，闭起眼睛都数得出来。

水洞街在我早年的印象中，寂寞冷清、贫困寒碜。这条街像样的房子屈指可数，大多是低矮瓦房，北水关那一带几乎都是茅草房，有的东倒西歪、破烂不堪。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个亲戚家办红白喜事，酒席就摆在几间黑咕隆咚的茅草房里面。这一带居民有正式工作的不多，不少人家靠打铁、糊炉子、收荒货等维持生计，有的日子过得甚是凄苦，更谈不上什么精神面貌了。

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若干年后，我不时到水洞街走一走、逛一逛，勾起串串乡愁。多年的浠泥路、茅草房荡然无存，一条水泥路干干净净，崭新房屋随处可见，更见居民们安居乐业、喜笑颜开。

再若干年后，安顺一中和若飞小学（原安顺三小），高楼拨地而起，鳞次栉比。小街上那哥特式建筑的基督教堂，点缀着另一种肃然和宁静。抚今追昔，水洞街真的是旧貌变新颜，一天一个样！

近百年来，水洞街一边紧挨安顺一中，一边靠着安顺三小，学校催人奋进的钟声，学子们来去匆匆的身影，让水洞街人耳濡目染、近朱者赤。

这条飘溢着书香的背街小巷，到底有多少书香之家，出了多少读书种子，没有扎实考证过。不过，这条默默无闻、不大为人关注的背街小巷，数起几户书香人家来，令人惊叹。一户是赵家，闻名遐迩的黔江中学校长赵天河，几个子女皆是几十年前读过大学的文化人，一代才女赵晓兰未上过大学，七十年代末直接考取研究生，当上了大学教授，成为那代人津津乐道之事；另一户李家，一代人几乎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尤其数学家李祥，八十年代，由宁谷中学老师一下子跃为贵州大学校长，声名远播。还有，民国闻人张廷休，也在这条小街居住过，民国时期担任过河南省政府秘书长、教育部秘书长兼蒙藏高等教育司司长、贵州大学第一任校长等职。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水洞街不远处，还有两户显赫人家，一户是谷家，谷正伦、谷正鼎、谷正纲三兄弟，分别在民国时期，担任过省主席、部长，都当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被喻为一门三中委。

谷家一侧，原住有轿子山镇大山陈家，著名共产党人陈曾固，早年随父母在那里居住。陈曾固二三十年代，到北平上大学、参加革命，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府代主席，教育部副部长，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值得一提的是，陈曾固曾在安顺一中读书至毕业，是名副其实的一中校友。

最值得安顺人骄傲和自豪的是，水洞街一墙之邻处，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物：王若飞。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二十年代初入党，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副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同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著名的重庆谈判。王若飞是中共七大44名中央委员之一。

一个不惹眼的小街及其附近，竟“冒”出这些响当当的名字，真是不简单。可以想象得出，当年这些政治、文化名人身居偏僻陋巷，在安顺一中古老钟声影响下，刻苦好学，勤奋耕耘，走出安顺，甚至走出贵州，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称为安顺的俊彦之士，货真价实、名副其实。文革期间破四旧立四新，水洞街“与时俱进”改名文化路，歪打正着，这条街还真的出了这么些有影响的名人。

如今，安顺大手笔打造古城，白天，人流如织，摩肩接踵；夜晚，流光溢彩，烟火升腾，城市味浓得化不开！但，近在咫尺的水洞街，还是静静的，静如处子，别是一番书卷香气。

  趣谈安顺三塔

□陈文杰

安顺老城筑有石塔三座，一塔在城南白虎山（西秀山）上，名曰西秀白塔；一塔在城郊的西南花山之上，名曰花山石塔；一塔位于城内西北熙春公园内，名曰熙春塔；三座塔均选用石材建筑。

郡人性好诙谐，根据三座石塔择地建筑之高低，塔体形态大小，赋以其人性和伦理关系。将建于势高雄峻花山之上，通体青灰体态雄伟的石塔称之为“公塔山”；另将建于山势稍低，通体莹白姿态丰盈的西秀山白塔，称之为“母塔山”；又将建于平地，体态娇小玲珑的熙春塔，称之为“儿塔山”。

除却供人莞尔一笑的市井故事以外，古之建塔必有其精神含义和社会功能。中国造塔主要有三大类型，一为宗教塔，一为风水塔，一为景观塔。安顺三塔到底有何功能？今天给读者一个说法！

西秀山白塔位于安顺城南西秀山上，通高五丈，为仿阁楼式六棱九重实心石塔。白塔始建于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初仅为佛用砖塔。清咸丰元年（1851年），这座元代的砖塔倾斜严重，前安顺知府胡林翼倡捐廉银三十两，请石匠以錾凿打荒白石绕佛塔周身镶嵌。咸丰二年普定知县邵鸿儒撰《重修安郡文峰碑》记录了这一大盛事。

黔中多有文章记述，西秀山白塔为文峰塔，是用该塔来“培补”安顺文脉不昌的风水缺陷。如《安顺府志》“笔峰耸翠”云：“圆通寺后文笔，前贤建以培风水者也。”清末郭石农也在《咏习安八景》诗文中用“笔峰挺秀”，表达了西秀山白塔是文峰塔的文化信息。按理地方史志是一方寻源解疑，最具权威之典籍。然咸丰《安顺府志》成书较晚，安顺所建三塔均在元、明两朝，故此府志所载也是语焉不详，即便给出定义，也离时久远，多为民间访稿，未必可尽信，故所下定论颇值商榷考证。

西秀山白塔是圆通寺寺院建筑的延伸部分，是座佛塔，应该归为宗教塔类，当时的人们认为有消解压邪之用。

那么安顺有文峰塔否？它在何处？

安顺有文峰塔！它就是花山石塔。一座矗立在安顺人眼中，却被忘记其人文含义的精神建筑。旧时，州县建衙宰治一地生民，必设儒学教化一方人文。设儒学必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祀庙（文庙），供儒生祭祀瞻仰。祀庙规模大小根据一方丰足而定。安顺文庙建筑恢宏，石雕精美，为黔中第一儒学大庙。

文庙为礼制建筑，其修建关乎一方文脉，故此必须严格符合中国风水学来择地修建。但凡州县衙署、文庙、学宫必选用山形清峻秀丽或特异的山峰作为案山。

那么，安顺文庙的案山到底在哪里呢？案山，顾名思义，首先必须是山，方可成为“案”，其次必须与建筑物在同一条轴线上。安顺文庙坐东北向西南“艮山坤向”，循着这一条轴线追溯到安顺城的西南方，与之能吻合的正是花山。花山由三个山峰组成，这三个山峰中，又以石塔所在山峰居中，两侧山峰护卫左右，形成了一个“三峰形”的笔架案山。花山两侧的山峰略高中峰，故建一塔，增高山势，弥补案山的高度和要求，使之符合中国建筑风水要求和审美要求。

花山石塔，位于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办事处西花村东北方。始建于明，通高约11.88米，楼阁式七层实心石塔，塔基呈六角形，高0.63米，边宽2.95米，塔身平面呈六边形，高11.25米，从底层上至塔顶，翼角微翘，从上逐层递增，曲线优美，造型敦实，石塔通体无一字迹，成为开发区新区的一道古景。

已知的安顺典籍对花山石塔几乎没有记载，只有《续修安顺府志》寥寥数语：“花山，麓与烟墩山相连，势特雄峻。塔山（指花山石塔），麓与花山相连，山顶有塔，道光二十年（1840年）杨春发等重建”。据《杨珍林年谱》所记，道光十五年(1835年)，时任甘凉道台的安顺人宋劭谷（芸皋）因母病逝丁忧回籍，见文庙庙基湫隘倾颓，有兴修意，约同学杨春发首倡捐修，并嘱春发董其事。宋劭谷离安回任后，致千金交时任安顺知府的宋庆常，并致函促其尽早动工，杨春发复召集绅士二十余人发起，远近劝捐，得资万余金（即银一万余两），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动工，历三年多，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府志作道光二十年）竣工。杨春发在对文庙进行修缮的过程中，同时对花山石塔也进行了培修。由此，可以断定，花山石塔是安顺文庙风水结构的一部分。花山石塔是主导安顺文脉的文峰塔。

熙春石塔地处安顺城西水关，原熙春公园，后为驻军占用，亭台水榭均遭拆毁，奇株异卉荡然无存，唯园内石岩上九级石塔得以保存。

熙春石塔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塔高约五米，立于古槐树下的石山之上，塔体雕刻风化漫漶，苔藓斑斑，玲珑古朴。旧时游人入夜纳凉园中，月朗星稀，虫叫蛙鸣，石塔数株古槐相围，树影婆娑，身姿若隐若现，与亭台水榭相映成趣，好一派江南园林风光。

安顺三座石塔，都是历经数百年沧桑的明代古塔，至今仍茕茕孑立，悄然静矗。已然成为安顺风物景观和人文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守护着这座小城平安顺意，文运兴盛。 

记忆中的同知巷

□沈福馨 文/图

同知巷是我最熟悉的一条巷子，安顺一小分部是用同知巷南口的吉祥寺改建的，因此同知巷与我的少年时代密不可分。

上学那阵子，只知道同知巷名字的来源，是因为有一位同知曾经住过这里。最近要画同知巷了，才通过查找资料，搞清楚这位同知是明成化年间的镇宁州同知肖显。肖显字文明，号履庵、海钓，直隶山海卫（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人。他生于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卒于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享年75岁。肖显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中进士，获兵科给事中职位。他本可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但由于他生性桀骜，《明诗纪事·丙签·卷六》说他：“在谏垣看直声，上疏陈时政，斥神奸左道，语甚激切。”这种执拗的性格，使他得罪了不少人，导致他在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因忤旨谪迁安顺府镇宁州任同知。同知是職官名，指正官之副。肖显任镇宁州同知而住安顺，是因为当年镇宁的许多“插花地”（亦称“飞地”）在安顺以东。我在画山京海子那幅画的时候曾注意到，山京海子原为镇宁州八景之一，称“海子澄波”。就是因为当年山京海子尚属镇宁州管。当年镇宁州的飞地直达现在的贵阳、广顺等地，因此镇宁州同知署建在安顺就不足为奇了。

肖显被贬贵州的时候，他的好友马东田曾寄诗给他：“聊复题诗寄远人，天涯一别几晨昏？玄都观里非前度，武德年中有谠言。琐闼尚怀同出入，瘴乡深喜独生存。始知去住皆君赐，莫道南迁不是恩。”他在刚到安顺时所写的《宿普利驿》一诗中给他的朋友这样的回答：“檐外雨声连夜响，客边人对一灯昏。州衙荒落知何处，夷俗腥膻不可言。白日尚馀吾道在，皇天应鉴此心存。勤民六事愧难尽，岂有涓埃答圣恩。”

这是他刚到安顺（安顺明洪武初置普利驿，在南关厢）时的思想和精神写照。虽然郁郁不乐，但心里想的仍然是“勤民六事”。他在同知巷的署衙中，一共住了八年。这八年政绩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安顺流传的关于肖显的故事来看，肖显的确是个堂堂正正的人。肖显的后人一直住在同知巷。安顺文化学者陈文杰在《文化安顺》平台上介绍过肖家后人的情况。肖家有良好的家风。他们家有三层八间的藏书楼，家藏有大清皇帝敕封紫檀木匾额和丁宝桢手书寿匾等。他们家的子孙，不同社会浪荡之人混迹，当时曾经有人打赌，只要谁能将肖家人骗出一道朝门，就奖给他一两银子，但始终未能奏效。

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肖显升任衢州府同知，这算是明孝宗朱祐樘对他在安顺同知巷效力八年的奖励。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又升任福建按察佥事，主管屯田事。但肖显生性豪放、热衷书艺，次年便以年高乞归，回山海关建“围春山庄”颐养天年去了。

肖显不仅在官场上有所建树，文章、诗词也写得好，有《海钓集》《镇宁行稿》《归田稿》等传世。他的诗稿则在《明诗纪事》里有记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肖显的书法，他自成一家，作品广受青睐。最著名的是他为山海关东门城楼所题写的“天下第一关”匾额，已成为当地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山海关旅游部门把他题写此匾的过程编成故事，绘制成小人书，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说的是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也就是肖显中进士那一年，明宪宗朱见深下旨，要在山海关东门城楼上悬挂“天下第一关”牌匾。山海关兵部主事得旨，决定请本乡新科进士肖显来完成。翌日，兵部主事登门求字，肖显慨然允诺。但他说写这种字，须酝酿一段时间。不几天，兵部主事差人来到肖家，却见肖先生手持一根扁担在院中练武，并未动笔。过了半月，兵部主事又差人前来取字，但肖先生还是没有动笔，只在房中读书吟诗。

日子过得飞快，新上任的蓟辽总督将要代宪宗皇帝来山海关巡视挂匾事宜，兵部主事慌了手脚，赶紧着人拿上大幅宣纸来到肖家。肖显即刻吩咐家人研墨伺候。只见他手持如椽大笔，凝神静气，向纸良久，然后纵情运笔，顿时“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赫然纸上。

兵部主事忙令匠人连夜赶制，并尽快把匾额挂上了城楼。

次日，兵部主事在东门城楼宴请宾客，祝贺立匾成功并准备迎接蓟辽总督视察。酒过三巡，宾主凭栏欣赏新匾，这时肖显发现，急迫之中，刻工竟然将"下"字少刻了一点。但匾已挂上城楼，而这时蓟辽总督已快到城下。情急之中，肖显命人赶紧磨墨，并夺过堂官手中的一块抹布，揉成一团，饱蘸墨汁，用尽平生力气，朝城楼上的匾额甩去。只听"叭"的一声，抹布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下"字未刻的那一点上。众人先是目瞪口呆，待看清结果后，无不惊叹："肖公神笔，巧夺天工！"

这近乎离奇的故事，凸显了肖显书法的功力。这故事在山海关久传不衰，又被游客带往各地。

这就是同知巷的故事，但同知巷的故事远不止这一个。

同知巷里有两个小巷，朝西的巷子叫杀羊巷，朝东的巷子叫豆芽井巷。

豆芽井巷里有一口井，因水质良好，用这里的井水所发的豆芽鲜脆可口，很受市民喜爱，住在附近的居民几乎都以发豆芽为生。豆芽井旁边住有一位寡妇吴王氏，靠发豆芽抚养六个子女成人，市民敬其勤勉，争相购买她的豆芽。于是就有人给吴王氏出主意，说生意这样好，何不多发些豆芽挣钱。吴王氏听后说，如果我多挣了，其他人就会少挣，而他们也要靠发豆芽养家糊口。吴王氏的善良，更加赢得了安顺市民的敬重。

杀羊巷其实并非杀羊的地方，只因该巷为东西走向，阳光总是斜照进巷子里，因此人们称它“斜阳巷”。斜阳巷叫久了，就叫跑成“杀羊巷”了。据文杰的记述，斜阳巷里曾经建有一座“化字塔”，旧时安顺城里但凡有书写文字之纸，即使是写错字的纸也不能随意丢弃，更不能当手纸用，必须放置在自家屋檐下的竹篓里，由三观庙火功道人搜集起来，背到斜阳巷“化字塔”统一焚烧。道人将“字纸”放入“化字塔”后，毕恭毕敬，口中念念有词，大意是“仓颉造字，圣人宣礼”一类，然后点火焚纸，仪式庄严肃穆，一丝不苟，纵然围观之顽童也不敢高声喧哗。“化字塔”建在同知巷跟肖显有没有关系，我没有深究，但这让我记起小时候大人不让我们小孩用写有字的纸上厕所的事来。有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写过字的纸不能用来擦屁股？母亲回答说，“用写过字的纸擦屁股眼睛会瞎。”其实母亲当时一个字也不认识，但她对文化和文化人的敬重，影响了我一辈子。

如今，同知巷是消失了，但每当忆起少年时候的同知巷，心里总会泛起涟漪。我的正式上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可以说，我的人生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我在一小分部读书期间，除了寒暑假和星期天，几乎每天都要出入同知巷三四趟。即便一年以后升级到一小本部上学了，一小本部虽然设在蒋衙街，但大门还是正对着同知巷，上下学还是走同知巷的时候居多。毫不夸张地说，我几乎认识同知巷里的每一块石板。这质朴的石板路上，不知道留下过我多少脚印，而这每一步脚印，都伴随着我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