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天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今天是2021年4月8日，是“四八”烈士罹难75周年纪念日。

　　75年前的今天——1946年4月8日，出席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机回延安的还有刚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的新四军原军长叶挺、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回国的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及爱国教育家黄齐生等13人，因飞机失事，他们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救国奔波磨难  舅甥为国捐躯

　　王若飞（1896年—1946年），出生在安顺城北街。8岁时由其舅父、进步教育家黄齐生接到贵阳，进入贵阳达德学校读书。他学习勤奋，刻苦钻研，成绩优异。1911年底从达德学校毕业后，做过书店的店员，矿务局的文书、会计和小学教员。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王若飞积极参加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斗争。1917年考取贵州省黔中道公费生，次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期间，他因不满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5月7日（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日”）公然举行所谓的“庆典”而愤然回到上海，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宣传。

青年时代的王若飞

　　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王若飞于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艰苦的探索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工作。1921年底，他和赵世炎、陈延年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后被选为执行委员，担任华工运动组长和中央组织委员，参与编辑《少年》刊物。在这期间，王若飞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同志，注重调查法国工人状况，了解资本主义真相。1922年平6月，由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冬，参与组织中共旅欧总支部。1923年3月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4月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并任东方大学中共支部负责人。

　　1925年4月，王若飞回到国内，先后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和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等职。1925年5月到1926年初，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国民军二军的统战工作，后主持豫陕地区党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郑州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指导河南豫丰纱厂四千多名纺织工人罢工，取得了在全国有影响的胜利。在王若飞的主持下，中共豫陕区委所辖的河南、陕西和江苏的徐州、安徽的宿州等地，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党的组织得到壮大，成为全国国民革命工作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

　　1926年后，王若飞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此期间，他不仅协助领导人起草文件，参加会议，处理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还接待来访者，保持党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联络等等。同时，他深入研究北洋军阀问题，揭露其内部矛盾，并使其分化瓦解，以壮大革命力量。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王若飞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具体负责南市区的工作。在他的精心组织、指挥下，南市区在起义中首先取得成功。起义胜利后，王若飞主持南市区的全面工作，曾代理上海南市区部委书记，直接隶属上海区委，下辖十一个支部。1927年4月底，王若飞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同年夏，主持江苏省委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环境十分险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王若飞担任了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兼农委主任。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他奔波于长江两岸，多次秘密前往江苏南通、无锡、如皋等地，贯彻八七会议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指示。他帮助各地党组织认清斗争形势，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具体问题。他指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政权的重要性，要求各县委把农民工作深入一步，开展群众斗争，建立农民武装，举行武装起义，以配合全国的革命斗争。王若飞领导的江苏农民暴动，是大革命失败后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大江南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培养锻炼了干部，推动了江苏地区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

　　中共六大结束后，王若飞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会后，王若飞受党的委派任农民国际代表和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主动要求到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高级党校——列宁学院学习。他对中国革命遭受的重大挫折感到非常痛心，希望通过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自己。在列宁学院，他还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委托，参与调查处理王明为搞宗派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制造的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澄清了事实真相。

刘刚/翻拍

　　1931年9月，王若飞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以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回国，负责指导西北地区以农民运动和民族工作为主的革命斗争。

　　1931年11月，王若飞不幸被捕。在长达五年零七个月的监狱生活中，王若飞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能胜利，随时准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把难友们组织起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谈话、写信等方式，晓以大义，动员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王若飞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一心为国家、为人民的博大胸怀，“死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像黑暗中的一把红色火炬，深深地鼓舞和教育了狱中的许多战友，也使傅作义有所触动。

　　1937年，王若飞被党组织派来的薄一波营救出狱，同年8月经西安到延安。

　　抗日战争期间，王若飞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统战部长、联络部长等职务，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王若飞非常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各抗日军队之间的团结。1939年2月，他在《新中华报》上发表文章，专门论述敌后抗战的团结问题。同年3月，他又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文章，不仅强调巩固抗日军队之间团结的重要性，而且还提出了相应的工作方法。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阎锡山在山西制造严重的反共摩擦，为此，担任中央华北华中委员会秘书长的王若飞和林枫起草了《山西省委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宣言》，党中央非常重视这一文件，经毛泽东修改后公开发表。1940年2月，王若飞以八路军副参谋长身份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起，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山西宜川县秋林镇同阎锡山谈判，最后达成了协定。晋西事变的妥善解决，团结了阎锡山继续抗日，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王若飞对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比较早的研究了敌后根据地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问题，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治设施的主要内容，对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王若飞多次强调陕甘宁边区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保卫边区的重要性，1938年，他在边区党的机关刊物《团结》上发表文章，论述保卫边区对全国抗战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加紧组织和训练群众武装，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保卫边区的具体任务。

　　1941年前后，王若飞受党中央委托，深入基层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座谈会，调查抗日根据地的土地问题，为党中央制定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依据。1942年1月，他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这一文件的贯彻，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产生了重要作用。

　　王若飞还非常重视根据地党的建设问题。1941年，他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对党的建设和指导整风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延安整风运动中，王若飞是中央机关整风的负责人之一。他认真学习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严于律己，公开在《解放日报》上作自我批评，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

　　1944年5月，王若飞作为林伯渠同志的助手赴西安、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这次谈判因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而没有结果，但王若飞在谈判中以巧妙的斗争艺术、高超的谈判技巧，展现了他的才华。

　　王若飞在重庆先是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他领导了南方局的整风总结和党的思想建设工作，注重对党员进行理论教育。

　　王若飞在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特别重视发动基层群众。1945年2月，重庆发生电力厂工人胡世合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惨案。王若飞领导中共南方局，深入发动工人和各界群众，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特务统治的群众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反映了王若飞审时度势的领导艺术。1945年7月，王若飞陪同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这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促进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王若飞和毛泽东、周恩来同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

　　1945年10月，王若飞和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一起在《双十协定》上签字，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946年1月，王若飞参加签订国共停战协定，并和周恩来等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全国人民渴望的和平民主，为改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王若飞在政协会议上高举民主大旗，坚持原则立场，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此期间，王若飞广泛收集材料，了解和研究情况，起草文件，为谈判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他多次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之间，及时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和对时局的估计，并对谈判内容和方针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乘飞机返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途经山西兴县黑茶山时因飞机失事，和叶挺、邓发、秦邦宪、黄齐生等一行17人遇难，终年50岁。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政治家、活动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王若飞，为中国人民的民主、和平事业壮烈献身。4月中旬，延安、重庆等地同时举行了隆重的有上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为烈士题词。周恩来在悼念王若飞时沉痛地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了一种力量，失悼了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王若飞被评选为“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黄齐生（1879年—1946年），安顺么铺人。1894年，因家境贫寒，黄齐生到安顺城内“义兴恒商店”当学徒，后到贵阳“群明社”任总经理，经营绸布和书业。1904年，黄干夫在贵阳创办达德学校，黄齐生到达德学校协助黄干夫工作，开始从事教育。1905年，黄齐生倡议达德学校加办女学，倡导“天足”运动，动员女儿、侄女带头革除缠足陋习。把8岁的外甥运生接到达德学校读书，改名若飞。1907年，凌秋鹗任达德学校校长，黄齐生任董事，1914年出任校长。1915年5月，领导全校师生参加贵阳各界游行，反对“二十一条”，宣传救国。袁世凯称帝，黄齐生联络新任校长，通电响应云南讨袁，并受省长刘显世派遣，赴昆明接洽讨袁事宜。事后又带领外甥若飞转香港、赴上海参加各省讨袁活动。

　　1917年，黄齐生倡导私费派遣留学生。同年冬，贵州的公、私留学生由黄齐生率队出国到日本留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率队愤然回国。组织“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率众考察山东、河北、山西诸省。得到贵州黔中道尹王伯群、商务印书馆张菊生等资助，又率队前往欧洲继续留学，结识蔡和森、罗迈、徐特立等。1923年回国，返贵阳协助校长凌秋鹗治理达德学校。1925年任视学，视察黔北二十余县教育，接着出任遵义县省立第三中学校长。任职期间，反对反动派屠杀进步人士，支持学生的自由婚姻，1927年夏，被省主席周西成解职通缉，仓促北逃四川。又沿江东下上海，在上海得到达德校友资助，赴南宁考察广西“新政”。因不如意，又返上海，旋至汉口。1929年举家赴南京，与陶行知在燕子矶晓庄学校共事，从事实验性乡村教育研究。晓庄学校遭当局解散后，1931年夏，经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部渔介绍，任昆山徐公桥农村实验总干事，兼农村讲习所主任。任职期间，相继在山东邵平县乡村建设研究院及河北定县中华平民促进会担任文史教席。当年，外甥王若飞因从事中共地下活动被归绥当局逮捕，黄齐生赶往归绥第一监狱，三次探监不得相见，几次请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始得许可。在监狱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多方买通狱卒，隔五日探望一次。1932年署假，再次去归绥监狱探望王若飞，并与若飞妻李培芝四处奔走，致力营救王若飞出狱。1934年秋南归上海，受黄炎培聘任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漕河泾农学团总干事，不久又应聘到广西任桂民基础教育研究实验部主任。1935年，回贵阳主持达德学校，此时达德学校师生超过1500人，超过历史记录。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国共合作，黄齐生促成各校组成抗日救国会，会址设在达德学校。王若飞出狱到延安，黄齐生前往探望并考察解放区，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1938年南归贵阳，各学校、团体纷纷邀请介绍延安观感。6月，经安顺前往昆明。在安顺，黄齐生在安顺中学、安顺女中作了演讲，介绍延安情况，宣传抗日。到昆明，参加了西南联大和文教界的抗日救亡活动。9月，从昆明东行到达重庆，不久经黄炎培介绍，到云南开蒙垦殖局主持开创新村工作，教育、文化、卫生、保育诸方面均有新创建。1940年回贵阳。时达德学校迁市郊的摆郎避空袭，黄齐生举家迁摆郎，在校内开展抗战文艺宣传工作。不久省国民党党部派人来查询，又逼迫出走四川，到马场乡村建设育才学校任文史教授。1942年辞职，到壁山正则艺专任文史教授。与当时在重庆的董必武、陶行知、黄炎培、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时有交往。1944年末，黄齐生举家到达延安，毛泽东主席亲自登门看望。至此，彻底改变了“教育救国”的片面认识。

       位于安顺市西秀区北街的王若飞故居陈列馆

　　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特务打伤民主人士李公朴、郭沫若等事件，延安各界公推黄齐生前往慰问。3月22日到达重庆，慰问事毕后到正则艺专作讲演。4月4日，到育才学校儿童节大会作讲演。4月6日，给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吕凤子、陶行知、李仲公、柳亚子、李雅甫等畅谈民主斗争形势。

　　4月8日，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夫妇、邓发等同机返延安。途中因天气恶劣，飞机迷航，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遇难。朱德悼黄齐生先生：“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远自戊戍政变起即抱着争取中国民主政治的信念，多年来为此奔走努力不懈。我党成立至今多年来，始终是一个亲密的朋友。此次遇难，同样是民主事业的大损失，同样使我们感到深切的悲痛。”董必武悼念黄齐生：“黔中教育茁新芽，人道先生第一家。爱护贤甥终共命，几回忆及总咨嗟。”郭沫若写下了《哭齐公》悼词，陈毅也写下了哀黄齐生先生的悼词。(来源：中共安顺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