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报桑梓 ——陈曾固的故事之七

　　大显身手

　　1949年末至1952年，新中国进入三年经济恢复时期，这也是贵州财政经济最严峻的岁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和军管会刚成立，就遇到了经济战线方面的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陈曾固在延安时期，担任过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部长李富春抓延安边区经济管理;毛主席发动开展延安大生产运动后，陈曾固又在李富春领导下，参与协调大生产运动有关工作。这些重要的经济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使陈曾固在贵州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崭露峥嵘，大显身手。

　　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经济势力垄断了贵州的主要工业、金融、交通运输以及林业，还垄断了对外贸易和土特产品的收购，严重阻碍、摧残和破坏了贵州经济的发展。临近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溃逃前大洗劫，贵州的财政和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处于严重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生产凋敝的危机境地。

　　解放初期，贵州在开展接管政权、围剿土匪、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治斗争的同时，省委省政府还领导全省人民在经济领域，与反动势力、不法奸商展开了激烈的经济斗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陈曾固与苏振华、杨勇等，亲自指挥全省各地，打了统一经济、禁用银元、解决粮荒和盐荒、解决棉纱问题、促进物资交流等一个又一个胜利大仗。又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领导人民千方百计恢复生产，征粮、税收超额完成了任务，工农商各业，出现勃勃生机，城乡经济渐显活跃。财经战线上取得的重大胜利，保证了人民和军政各方面的供应，初步搞活了经济，保证了国家财政统一，贵州省渡过了解放初财政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1952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在经济工作方面，要把贸易放在重要位置，要面向农村，发展城乡物资交流，特别是把土特产品的交流作为中心环节，使农村经济得以活跃，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城市工商业在面向农村中获得改造和新的发展。贵州这种“面向农村”，大力开展城乡交流的举措，促进了经济情况好转，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这一“贵州经验”，还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高兴地说:“贵州人民吃盐困难，省政府花了很大力量，用落后工具组织盐的运输，现在盐价已经跌了，这就是帮助老百姓办了一件大事。交通部应该花很大力量来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把城乡物资交流搞好。”

　　为了战胜困难，发展经济，促进各项事业发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省委省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增收节支的有效措施，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的“特货税”“遗产税”，酌情补征了1948年下半年欠交的所得税、房产税及其它税收。1950年以后，按照中央和西南局有关规定，对税种、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并公布有关税种的征收办法。还进行“精兵简政”，整顿和调整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削减党政部门、事业单位经费开支，调整收支预算，1950年，贵州省收支逐渐平衡。随着大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渡过了最初的难关，1952年，全省社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9.7倍，全省地方财政收入比1950年增长3.44倍。从1950年至1952年，地方财政累计节余14969万元。贵州国民经济最艰难的三年恢复时期，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终于划上一个圆满句号。以后，贵州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时期，同全国一道，迈上了经济大发展阶段，进入了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贵州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年开始的。当时，陈曾固作为省委第一副书记、省政府代主席，与省委书记苏振华等，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根据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并结合贵州具体情况，于1953年领导编制了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贵州省第一个五年计划。贵州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前一年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生产建设任务，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虽然，陈曾固1954年8月调离贵州，但贵州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初的两年，从编制到执行，他都是重要的领导者参与者。即使离开贵州，陈曾固也时常关心贵州每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关注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这个时期，陈曾固还参与领导了贵州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贵州省上下一心，努力工作，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社会各界还踊跃捐款捐物，捐献飞机22架，比预计的增加6架；广大青年心系保家卫国，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参军及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青年大大超过预计数。

　　陈曾固参与主政贵州时期，全省的文教卫生事业，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都取得了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成绩。

　　谦虚低调

　　在一些人眼里，有人当了大官，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无比风光，难以接触。但是，陈曾固20多年后回到贵州，还是那么衣着朴素，乡音未改，乡情不变，不管对任何人，毫无半点官架子，非常谦虚低调。

　　普定人丁达山，是贵州教育界、工商界有名的进步人士。解放初的一天，一位叫杜良俭的老友到贵阳丁达山家中拜访。杜良俭是镇宁人，曾在延安中组部干训班学习，是陈曾固的学生，不久前随二野五兵团入黔。交谈中，杜良俭告知了贵州一些领导的情况，丁达山才知道与杨勇、苏振华齐名的“曾固”，就是当年同窗好友陈镜民(陈曾固)。几天后，丁达山到省政府找到陈曾固，两个失联多年的老同学紧紧握着对方的手，十分感慨。他们交谈着、畅叙着，回味中学时代的青葱岁月，回忆北平求学的艰难历程，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畅聊不知不觉已是几个小时。夜幕低垂，已到晚餐时间，陈曾固热情招呼丁达山在机关食堂用餐，边吃饭边继续交谈。丁达山说，终于盼来了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表示要为新中国新贵州的建设，尽绵薄之力。陈曾固从交谈中了解丁达山这些年的情况，了解丁达山的拳拳爱国之心，并给予称赞和勉励。出于对丁达山的了解和信任，陈曾固当即写了封信，叫丁达山亲自交给省委统战部。不久，丁达山被安排到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丁达山没有辜负老友陈曾固的信任和期望，参加工作后，爱国激情喷发，为党为民勤勉工作。五十年代初，还被推选到北京参加全国科普大会，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退休以后，曾担任过民革贵州省顾问，积极为国家献计献策。

　　1950年暑期，刘式型等一批安顺学校的教师，到省文教厅学习。一天，陈曾固应邀来作报告，他坐在台上一口安顺乡音，滔滔不绝地向与会者讲时事政治，讲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和任务，大家敬佩不已。尤其陈曾固一副儒者风度，又平易近人，全无官气俗气，给大家留下极深刻印象。讲完话后，陈曾固同与会教师一起切蹉，既内行又谦虚，仿佛是普通老师们之间的交流。陈曾固还专门与安顺来的教师见面，嘘寒问暖，了解安顺解放后的情况，以及安顺教育界事宜，还打听一些熟人学友，谦恭、温和，俨然久违的老朋友，没有丝毫距离。临别，陈曾固那热心肠的叮咛与嘱咐，更令刘式型这些安顺老乡感到无比的可亲可敬。

　　曾担任过安顺地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的宋树功，是陈曾固早年选调到贵州工作的6个年轻人之一。在武汉作入黔准备时，陈曾固想要宋树功当秘书，但他执意要去基层锻炼。解放初期，宋树功在镇宁任县委组织部长时，到贵阳参加贵州省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陈曾固是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散会以后，陈曾固没有大领导架子，很热情地邀请宋树功到他家作客，并利用吃饭的机会，详细询问了宋树功在镇宁的工作生活，以及县里尤其是基层的情况。陈曾固了解得很认真，有的还写在笔记本上。几十年后，宋树功回忆道：“他外表上是那么严肃少言，但其内心是多么渴望了解基层情况，对一个基层干部充满了热情关怀。”

　　解放初期一天，省委机关报《新黔日报》刊登一则读者来信，反映某个寺庙的个别和尚有不规行为。陈曾固看到后，立即叫来报社编辑，严肃批评说：“你们发表那些东西做什么？这样和黄色小报又有什么区别?”编辑当时思想不通，仗着年轻气盛和自己的“理由”，同陈曾固争辩起来。然而，省委副书记、省政府代主席的陈曾固，面对小编辑的争辩，没有火冒三丈，更没有以势压人，而是耐心且谦虚地向年轻的编辑讲道理，讲党的宗教政策、宣传纪律，讲报纸的舆论导向，直到这个编辑心悦诚服才止。

　　陈曾固到贵州后，担任重要职务，身边有秘书，有工作人员，但他多年养成一个习惯:亲自动手写文章。解放初那几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一些文件材料，有许多是他亲自拟提纲，自己动手撰写和修改。他写东西极认真，字迹清秀，一张张信笺上写得密密麻麻，勾来划去，但他自己熟悉掌握。从1949年至1954年，陈曾固亲自起草、撰写和修改了《贵州人民解放以来的胜利》、《贵州省一年来工作概况与今后任务》等许多文件、报告。这些宝贵的文字材料，是贵州解放初政治、经济等工作的真实记载，也见证了陈曾固在贵州那些年的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对陈曾固在贵州工作的这段历史，中央高度评价道：“贵州偏僻落后，加之国民党残匪的破坏和骚扰，疮痍满目，百废待举。陈曾固同志怀着对家乡人民的热爱之情，胜利地参与指挥了剿灭残匪的斗争，又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使各族人民的生活迅速得到安定和恢复，为贵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安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