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正气写忠诚 ——陈曾固的故事之十

　　陈曾固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等)期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分管的宣传思想、文化教育等工作，有声有色，可圈可点。他在教育部担任过领导，有丰富的教育管理经历和经验，在他的领导下，甘肃省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1961年至1963年，甘肃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精神，全省大中小学教育三次调整，一次比一次见成效;扫盲教育卓有成就，全省青壮年文盲率由扫盲前90%降至30%以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陈曾固为甘肃文化教育等事业呕心沥血的时候，“文革”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断了他在甘陇大地的事业，也改变了他十年的政治生涯。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表，文革运动在全国很快发展蔓延。在林彪、四人帮的诬陷下，中央领导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最先被打成反党集团，并撤销职务。紧接着，全国各地的党政负责同志，一拨又一拨被揪了出来，受到肆无忌惮的批判斗争。

　　文革之初，从中央到地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和宣传文化思想领域的负责人，是受迫害最早最多的重点对象。在甘肃，陈曾固被污蔑为“文教霸头”，成为全省最早被批斗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受到肆意污蔑、攻击和斗争，还被押送到兰州大学、兰州铁道学院等高等院校进行轮番批斗，受尽百般折磨、凌辱，好几次被打得头破血流。1966年11月，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罪名，陈曾固遭到停职反省。

　　但，这仅是噩梦的开始。文革初期，中央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陶铸，被林彪、四人帮污陷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关进了监狱。陶铸成为“叛徒”，三十年代与他一同关押在国民党南京中央陆军监狱的陈曾固，自然受到了牵连。因此，陈曾固除了“走资派”“文教霸头”等帽子外，还多了一个更严重的罪名：大叛徒。一时间，甘肃全省各地，都贴出“打倒大叛徒陈曾固”“彻底清算大叛徒陈曾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大标语、大字报，报刊也连篇累牍、指名道姓“声讨”“批判”陈曾固。

　　陈曾固被打成叛徒，在兰州囚禁一段时间后，被押送到北京监禁。这是陈曾固第三次到北京，也是第三次坐监狱。这三次牢狱之灾，成为他人生中最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1981年，陈曾固到安顺一中看望母校，同学校师生交流时，很感慨地说，“我一生坐过三次牢，前两次是为革命，后一次是遭陷害。”

　　1968年夏天，“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随着全国性动乱的不断升级，掌握中央文革大权的四人帮和康生，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加紧进行了对党和国家及各方面领导人的诬陷、迫害活动。他们相继炮制一连串的诬陷名单，把数百名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列进黑名单，把迫害高级干部的活动推向了高潮。受四人帮和康生的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了《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报告将37名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诬陷为“叛徒”“特务”等。陈曾固是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属于“叛徒”一类，归入陶铸专案，交中央专案组“一办”审查。

　　文革时期的中央专案组，与中央文革小组同时成立，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做最后的定案，决定整人、揪斗等，超越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中央专案组下设三个办公室，一办主要负责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一办下属刘少奇专案组、彭真专案组、陶铸专案组。

　　在审查中，陈曾固受到四人帮爪牙的刑讯逼供，要他供认所谓陶铸叛变的材料，他宁死不屈，同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比忠诚。然而，最让陈曾固愤怒的是，他不仅被撤销党内外职务，还被开除党籍，这简直是对崇高政治信仰的剥夺！本来身体就有病的陈曾固，身心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和摧残。

　　真金不怕火炼。面对专案组的肉体和精神折磨，陈曾固以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的精神气概，泰然处之。他坚信自己的清白，问心无愧;坚信党中央的英明，自己总有一天会得到甄别平反。

　　文革后期，根据毛主席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先放出来的指示精神，1975年5月开始，中央批准集中释放专案审查对象。专案组一办释放了69人，陈曾固属于释放者之一，并被“安置”在甘肃省天水地区。

　　1975年夏，陈曾固带着生病的女儿，由专案人员“陪同”，从北京乘火车直达天水。

　　七月的天水，酷日似火，热浪扑面。陈曾固一下火车，站在小广场上，环顾四周，这一切是那么陌生，又是那么熟悉。是啊，自从被打倒后，他已有近十年未到过天水，但这里的山山水水，特别是这里的干部群众，给陈曾固留下极深刻印象。想当年，他带着党中央、省委的嘱托，到天水“抢救人命”，爬过许多山，涉过许多水，与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结下了淳朴深厚的感情。抚今追昔，陈曾固觉得这次到天水，虽是“发配”，但一想到天水的人民群众，心里充满着难以名状的温暖。

　　陈曾固被获准释放，但不是“解放”，到天水“安置”，也是一种软禁。虽然不限制人身自由，但“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更不允许接触毒害革命群众。

　　天水市图书馆，一间20多平方米的旧房子，这就是陈曾固与女儿的“宿舍”。身居陋室，但“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每天都要看报纸、听广播，关注国内外大事，十分忧虑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他并不孤独，随时都有一些干部群众悄悄来看望，“冒险”与他交流，有的还送来一些东西。身处逆境，也保持乐观心情，他向前来看望的干部群众说，我坐过三次牢，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那两次，我是下决心为革命把牢底坐穿。这次不一样，是四人帮一伙坏人陷害的，正义迟早会到来，我还有机会为党和人民工作！

　　其时，陈曾固饱受四人帮一伙折磨，他的家人也深受其害。文革一开始，陈曾固被扣上“莫须有”罪名，遭到残酷迫害，女儿为父亲的不幸遭遇深感痛苦，郁郁寡欢，成天发呆，不久便患上了严重精神病。一个体弱多病的“叛徒”，每天与患精神病的女儿，相依为命，这种悲惨日子，真是令人不敢想象。为了让女儿的重病得到治疗，陈曾固多次给有关方面反映，却杳无音讯。无奈之下，他只得写信给陈云，向老领导求救了。

　　陈云以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初也受到冲击，被“疏散”到江西南昌，1972年被“解放”后，逐渐恢复职务。

　　陈云在延安和东北时期，是陈曾固的直接上级，很了解他的人品、才华，更了解他的个性，知道陈曾固是万般无奈之下，才写求救信的。通过这封信，陈云才知道陈曾固还软禁在天水，知道他的女儿病情很严重。陈云十分同情陈曾固的处境，他对到北京开会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说，陈曾固是党的老干部，我很了解他，政治品质优秀，被诬陷的“叛徒”问题，早晚会解决。现在他的家庭出现极度困难，女儿患严重精神病，应该帮助一下。宋平回到甘肃，立即将陈曾固接到兰州，并安排陈曾固和女儿到兰州最好的医院治疗，生活上给予了很大照顾。由于陈云和宋平的关心，缓解了陈曾固的燃眉之急。

　　让陈曾固真正获得解放，真正解决后顾之忧，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扭转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也扭转了陈曾固等一大批党政负责人的命运。全会讨论了全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三中全会后，被折磨去逝的陶铸得到彻底平反，陈曾固也随之完全平反，并恢复了党籍和工作。

　　陶铸、陈曾固等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陈云居功至伟。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之前，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在讨论会上发言，强烈要求中央对文革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并列举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当中，就有陶铸一案。陈云说，陶铸专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中央组织部复查。陈云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积极响应和支持，他提出的六个问题，在几天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审查和纠正。随后，这些冤假错案得到完全平反。

　　陈曾固平反后回到北京，已是古稀之年了。但他不顾自己年纪大、身体差，主动向党组织要求分配工作，“我已经70岁了，希望有生之年，再为党做些工作”。中央安排他担任教育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他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大事，有关的活动，他都尽量参加，或让人把文件取回家看。他身体很差，但常常坐着轮椅参加党的组织活动。

　　十年浩劫，陈曾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家庭也经受难以弥补的苦难，尤其是患重病的女儿，令人心痛不已。但是，对于自己和家庭的不幸，陈曾固没有过多的怨言，他关心的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告诉前来安慰的战友、同事说：“见到国家拨乱反正，迈向繁荣昌盛，心里很高兴，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是陈曾固一贯作风。平反后，在教育部担任顾问时，分到一套宿舍，他没有购买新家具，而是在教育部库房，找了一些没人要的床、衣柜、桌椅等，全是五十年代的老家什，有的还有破损。但陈曾固一点也不嫌弃，擦洗干净，就摆进房子里使用。他对家人说:“旧物新用，既腾空库房，又不浪费，挺好的。”

　　陈曾固的“旧物新用”，并非小气，更不是吝啬。他是行政6级的高干，平反以后，补发十年工资数万元，七八十年代，这可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但他领得补发工资，首先想到的是，拿一半补交党费。中组部有关领导闻讯，专门找他说，你遭打击迫害多年，家庭也受牵连，妻子和女儿又患重病，现在你家也需要用钱，党费要交，但多留些给家里吧。陈曾固激动地说：“这些都考虑过了。我在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入党几十年，四人帮一伙开除了我的党籍，令我痛苦不堪。今天恢复了党籍，我十分高兴，一定要补交这笔党费。”

　　补发工资的那一半，陈曾固也有打算，要留来捐给家乡的大山村小学，他早就听说这所学校简陋破旧，村里多次呼吁修缮。1981年，陈曾固回到阔別50多年的故乡，亲自将这笔钱捐给大山小学，了了挂念许久的心愿。

　　到了晚年，陈曾固身体渐差，无法坚持每天上班。他觉得这个时候，使用专车和专人司机为自己服务，无疑是一种浪费，就主动提出不要专车，只要能在需要时保证用车就行了。从此，陈曾固参加公益活动，即使到附近医院看病取药，只要身体还胜任，都是步行或坐公交车。一天，陈曾固像以往一样，乘公交车去医院拿药，遇到紧急刹车，后面的人扑向前面，将站着的他撞倒在地，造成骨折。教育部领导知道此事后，亲自到家与陈曾固商量，建议恢复专车待遇，但他还是坚辞不受。教育部只好采取变通方式，指示有关部门要随时关注，保障他的用车和安全。

　　陈曾固廉洁自律，不搞特殊化，对家人也是严格要求，不允许沾公家的光。解放以后，陈曾固一直配有专车，但他告诫妻子和孩子，车子是配来办公务的，姓公不姓私，你们谁也不能坐。他的儿子陈明说，不管是在贵州，还是在甘肃、北京，我同妈妈、妹妹，几十年从没有坐过爸爸的公务专车。

　　陈曾固晚年时期，非常关心贵州的建设发展，每天都要读贵州日报，看贵州电视，了解贵州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从家乡到北京来看望他的人，都要仔细询问贵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他很眷念家乡，经常回忆童年在大山村、青少年在安顺城度过的美好时光。陈曾固特别喜欢从家乡送来的刺梨、波波糖等土特产，他告诉亲友们，一嚼起这些东西，就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其味无比，其乐无穷。三中全会后，中央启用了一批平反的老干部，也准备推荐陈曾固到贵州担任省政协主席。但这个时候，医院检查出了陈曾固的肝脏和肺部多处病灶，身体各方面的状况非常差。他十分难过地告诉家人说，他很想在有生之年，再为贵州家乡做点工作，由于自己身体的原因，就要错过了回贵州工作的机会，真遗憾啊！

　　1981年夏天，陈曾固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大山村的亲友们闻讯后，派人带信给住在虹山招待所的陈曾固，说他离开家乡五十多年，第一次回来，希望多带几台小车，风风光光，村里也要隆重欢迎。陈曾固生气地说，我回来是看望家乡，看望父老乡亲，又不是去打仗，摇旗呐喊干什么！原原本本传我的话，坚决三不准:不准放鞭炮，不准敲锣打鼓，不准搞欢迎仪式，那些东西俗气得很！陈曾固的话讲到这份上，村里人只得改变初衷，顺其他的意愿了。那天，陈曾固与女儿等乘坐一辆面包车，像平常其他车辆一样开进大山村。他在大山村同父老乡亲一起，拉家常话往事，一口乡音，满腔乡情，让乡亲们觉得，他就像村里的一位普通老人，可亲可敬。临别时，陈曾固还依依不舍，他噙着眼泪说:“我还会回来看望大家的！”哪知，这一别就是永别，由于身体原因，他再没有回来了。

　　1988年2月，陈曾固病逝，终年81岁。中央政治局几乎所有常委，邓小平、陈云、杨尚昆、习仲勋、万里、宋平、宋任穷、胡乔木、田纪云等，或送了花圈，或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治丧委员会评价陈曾固: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是饱受磨难，历经坎坷的一生，是坚信党，坚信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来源：安顺日报）